我被认证为活佛后的三十年（续）
我的二弟智迈达瓦，生于1938（戊寅年），于2007年元月一日去世，享年69岁。
我有六弟一妹，二弟是我众兄弟姐妹中与我从小一块儿生活，一块儿玩耍，共度幸福童年的唯一一个弟弟，因为别的兄弟姐妹出生时，我已在寺院里，不在父母的身边。由于我们古老的传统，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手足之情非同一般，但我与二弟之间的感情更深一层。这还要从我的一生说起：
1970年春天二弟离开我们前去离家一百多公里的石灰沟结婚成家了。从此，除了每年的一两次回家探亲，我们彼此很少有见面的机会。按当时农村的习惯，男子十七八岁就要成婚，但长着一表人才，学识文采都属当地一流的二弟为什么三十过头才结婚呢？一是“地主子女”，谁家的闺女愿往火坑里跳；二是二弟心高眼高，不愿低就。故迟迟未婚。这次他找到了合意的对象去结婚，一是了却了一桩母亲和我们全家的心愿，二是也想让二弟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乡，换换新的空气。因此，我们对二弟去外乡成家一事心眼里十分赞成，但另一方面，要骨肉相离，大家心里又觉得很难受。尤其是对我来说，二弟一走，就没有舞文弄墨，谈古论今的知音了，一度感到非常寂寞孤独。
二弟去到石灰沟后，他的夫人家庭成分也是地牧主。对家庭出身的歧视，到处都是一样。但少了许多历史的陈见，据说相对的宽松了许多。听到这种情况后，我们也就放下了心。
1978年他当上了民办教师。那年我去看他时，发现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几乎家家户户门上的对联，都是他的笔迹。那时他已成了那个队里的文人书法家了。我当时想到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的那句话了。那时，他的民办教师的工资，每月只有5元钱，再加上生产队的劳动工分和其余家人的劳动，也只够维持全家的最低温饱，但那时中国大地开始解冻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政治环境逐步向宽松转变，随着摘取全国“地富”帽子，对农村地富家庭及其子女的政治歧视风气开始改变，有技术才能的也可以施展自己的技术和才能了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二弟才当上了民办教师。
1980年落实政策，二弟他们全家回到了他岳母华家的老家柏林牧场。牧场的劳动收入较高，二弟继续担任民办教师，民办教师的月工资涨到了50元。但一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，二三十个学生分四个班级，语文、数学、音体美课程样样都要开，工作量很重，他做事又向来认真负责，因此，他的工作劳累程度可想而知。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多年，于1999年才获得了公办教师的资格，但转正时已到退休年龄，因此，转正后就办了退休手续。
二弟一生经受过许多风风雨雨和坎坷道路，大多数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。因此，在他的身上形成了逆来顺受，忍辱负重，与世无争，平和淡雅，少言寡语的性格特征。他为人正直善良，态度平和，在他的中小学同学以及同事、朋友和周围的群众中口碑较好，对他的人品才华都投以羡慕的目光。
二弟退休后，他们的家搬到了县城，他在家里休息。天堂寺气候环境都适宜于休闲养老，正好我在天堂寺的囊谦（府邸）也无人照管。一来我想让劳累了一生的二弟来天堂寺过几年晨钟暮鼓的清闲生活，二来也可以让他顺便照管一下天堂寺的囊谦。于是，我于2001年接二弟来到了天堂寺。在天堂寺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。
有些人在退休后，无所事事，在下棋和打麻将中消耗宝贵的生命。并说什么“娱乐可以长寿”。如果说娱乐为了长寿，那么长寿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是仅仅为了无所作为的寿命的延续吗？佛教认为人生难得，寿命只减不增。人希望长寿，长寿的目的是为己、为众生做出更多的贡献。否则，无益的长寿，不如有益的短寿更有价值。
二弟一生除了读书，写字没有别的爱好。上世纪80年代他写过几篇短文和几首诗，有的在文艺杂志上发表过。他的文学功底很好，我也曾鼓励他写点东西，他对我说：“繁忙的教学工作加上家务琐事，哪有握笔搞创作的时间”。他有写作才能而未能得到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近几年来他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临帖，练毛笔字，练成了一笔好字。他在书法上不拘一格，博采众长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他工于楷书和行书，尤其精于小楷行书。他写的一笔蝇头小字行书虽然不是仅有，也可以说达到了稀有的境界。在他的遗稿中有用行楷小字写的《金刚经》、《缘起理赞》、《古代诗文摘录》等可以传世的佳作若干篇。在整理遗稿中出人意料地还发现了他平时临摹和自画的七十多幅画，使我感到非常惊讶。他的画技也许比不上他的书法的功力，但也反映出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。
有些人表面上是大红大紫，光彩夺目，但其内部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芜的沙漠；有些人默默无闻地消失在普通人群中，吸引不了别人的目光，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光彩熠熠,琳琅满目。二弟属于后一种人。
编者注：多识仁波切的二弟：智美达瓦，汉文名称张忠修，生于1938年，于2007年去世，享年69岁。本文选自《回忆二弟智迈达瓦》一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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